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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经济学家安体富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模式
对我国近期经济整体运行形势，经济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体富接受记者的采访，谈了他的观点。
记者：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家看法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从总体来看，已经过热。第二种观点认为，现在经济整体运行还是正常的，没有过热。第三种观点认为，现在经济运行出现了局部过热。请问你的看法？
安体富：我同意第三种观点。我认为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并且增势强劲。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城镇的固定投资增长了５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资增量当中，８０％是政府以外的投资，这表明经济增长有了内在的动力。
记者：当前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安体富：一是消费需求不足。首先是居民收入增加缓慢，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更慢造成的。其次是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造成的。再次是由于居民减收增支的预期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造成的，如果人们认为将来的收入可能是不断下降的，而支出是不断增加的话，有钱也不敢花。
二是失业问题严重，目前国有企业下岗人员有３７０万，城镇失业登记的人数有８００万，城镇需新增就业人数１０００万，另外有１．５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往城市转移。
记者：是不是基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的判断，你才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观点？
安体富：是的。例如应该调整国债规模和投资方向。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３年，用于政府投资的长期国债一共发行８０００亿元。应该说，发行国债对启动民间投资，改善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长期搞是不行的。因为在社会投资总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民间投资少，政府投资就得多；如果民间投资多，政府就得减少，不然总投资就会超过客观的需要。
记者：你最近提出，在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要加快公共财政的构建，这是为什么呢？
安体富：财政要按公共财政模式进行构建。公共财政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至于竞争性的项目都应该淡出，市场能解决的，政府就该退出。
记者：那么，目前应该在哪些领域增加公共需要的投资。
安体富：一是要支持包括税制改革在内的制度改革。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制度改革。
二是要支持三农问题的解决。三农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空谈。
三是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四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稳定器，但我们有很大的资金缺口，这就涉及公共财政的构建问题。
扶贫大会专稿
在全球扶贫大会上 温家宝提出五点主张
本刊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五点主张。这五点主张是：
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没有和平与稳定，发展就会失去保障，消除贫困也就无从谈起。各国都应积极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努力实现国内社会安定，为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创造良好的环境。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在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应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尊重各国的自主发展权，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要努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让各国都能参与国际事务规则的制定，保证各国人民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公平合理地分享全球发展带来的繁荣。
发达国家有义务和责任更多地援助发展中国家富国帮助穷国，是世界大家庭的道义准则，也是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发达国家应更多地关注这些国家的困难，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官方援助，进一步减免债务，加快技术转让，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只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的目标才能实现。
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的基点放在依靠自身努力上发展中国家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尊重和保障全体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国际组织应在全球减贫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全球１１亿多人口的贫困问题，是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应更多地负起责任，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要总结交流发展中国家行之有效的减贫经验。推动南北双方共同行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和“蒙特雷共识”的承诺。创新国际发展融资和援助机制，探索国际多边机构支持全球减贫的新举措。
新闻链接
全球扶贫大会
５月２６日至２７日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是就全球减少贫困专题召开的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性会议。
全球扶贫大会是２００２年５月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访华时在上海提出的，并于２００３年９月在迪拜举行的世界银行基金年会上正式决定举办。此次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约８００名代表，在会上交流扶贫的经验教训及其原因，对近百个成功或不成功的减贫案例分析，通过这些活动找出关键的成功要素。
大会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取得大规模减贫成效的经济、社会和治理要素，在各地区和国家间共享这些经验，并广泛传播给政策制定者、扶贫实践者和研究人员。
关注全球扶贫大会：世界扶贫经验在中国交汇
以“案例学习”独树一帜的全球扶贫大会５月２７日在上海闭幕，代表们带着“五花八门”的扶贫经验和对全球扶贫前景的乐观态度满意地离去。
中国代表、江西省扶贫办主任张志豪手里拿着大会发布的《上海减贫议程》说：“这是全球最成功扶贫案例的总结，可以说是全人类在扶贫事业上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要带回去认真研究。”
在两天的大会上，“中国经验”获得与会人员一致的高度评价，成为本次大会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成功的减贫模式和理念也成为相互学习和研究的“参考资料”。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反复强调，上海会议提供的是一个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平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应从其他国家的成功减贫经验中吸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元素”，寻找方法，而非教条。他说，中国杰出的扶贫成就得益于永远带着中国特色的改革。
大会开幕式上巴西总统卢拉的一句“饥饿实际上是最严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获得了台下１０００多位与会者热烈的掌声。这位“对贫穷和饥饿有切身感受的”总统在上任不久就推出了“零饥饿”计划，致力于确保贫困人口的食物供给。卢拉说，他对于实现他上任时提出的“让每个巴西人一天都能吃上三顿饭”的承诺充满信心。
通过土地改革和社区推动发展计划，巴西让贫困人口拥有土地，可以劳动谋生；通过实施贫困家庭津贴计划，实现收入转移，保障贫困人群的生活。到目前为止，巴西一个月收入不足３５美元的贫困家庭已减少４００万户，今年年底将减少６５０万户。
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创的乡村银行式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因实现了扶贫贷款的高到户率和高回收率，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扶贫模式，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推广。孟加拉国还成立了独立的初等教育部，不断增加教育投入，鼓励为妇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总理卡莉达·齐亚说，孟加拉国在减贫计划的实行过程中，十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与它们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来消除贫困这个“古老的诅咒”。
坦桑尼亚在扶贫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经验包括普及初级教育，设立专项基金帮助穷困人口设计、实现致富计划，以及积极争取国际援助。总统姆卡帕说，坦桑尼亚还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建立帮扶机构，截断母婴传播，保证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能够正常工作，避免因失业而陷入贫困。
乌干达总统韦里·穆塞韦尼说，乌干达自身的经验说明，在消除贫困方面，真正有力的措施包括创造普遍就业机会，培育发达的国内市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保障政府税收，以及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过去的１４年中，乌干达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６．２％，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也从５６％减少到了３８％。
沃尔芬森说，距离实现到２０１５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的预定日期仅剩十年时间，推广本次大会所取得的成果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
中国２０年扶贫成就显著 农村温饱基本解决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已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减少到２００３年底的２９００万，贫困发生率从３０％降低到３％左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对象是农民。
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１９８６年由政府有关部门对６.７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即１９８５年农村人均收入２０６元。到２００３年这个标准相当于６３７元。这是一个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也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贫困标准，在中国被称为温饱标准。
２００１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实施后，鉴于初步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标准低、温饱状况不稳定，政府有关部门经过测算提出了８６５元的扶贫标准（２００３年为８８２元），在中国被称为低收入贫困人口。
按照这一标准，目前中国农村有８５１７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９.１％，其中收入６３７到８８２元的低收入人口总数为５６１７万。
中国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为了集中使用扶贫资金，有效支持贫困人口，中国在上述地区确定了５９２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各省区市也从当地实际出发，确定了１４.８万个贫困村。这些重点县和贫困村，分别覆盖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六成和八成以上。
从１９８０年开始，中国政府设立并逐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３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达１０８３亿元，２００３年度规模为１１４亿元。同时，地方财政也设立并增加了扶贫资金投入。
中国政府还定期发放扶贫贴息贷款，主要支持农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小型加工以及其他增加收入的项目。２００３年规模为１８５亿元，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总规模达到１４６１亿元。农户承担３％的年利率，中央财政对百分之三以上的利差进行补贴。
此外，中国还制定了一系列主要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优惠政策。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出台了一批新政策，支持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中央今年下拨扶贫款：３００亿
国务院扶贫办有关人士透露，今年中央财政将拨出超过３００亿元资金帮助５９２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民脱贫，同时，在开展扶贫工作时将引入市场机制，鼓励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减贫工作中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中国目前年收入在６３７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数将近３０００万，年收入在８６５元以下的低收入人数将近６０００万。
国务院扶贫办官员说，中央政府会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仅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政府将继续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尤其是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参与到扶贫事业当中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民间企业界已经成为消除贫困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全球扶贫大会上唯一一个反映一国地方政府间“结对子”扶贫的案例，就是“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反贫困”的经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模式就是递进式“温饱村”工程。第一阶段，１９９８年启动建设“温饱试点村”，重在脱贫；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９年起启动建设“安居温饱试点村”，重在安居；第三阶段，２００１年初开始启动建设“脱贫奔小康试点村”，重在发展。
世界银行扶贫项目专家皮·阿兰先生在实地考察后称赞说：“这种扶贫方式，在国际上绝对是一流的。”
递进式“温饱村”被誉为国际一流扶贫方式 沪滇帮扶硕果累累
本刊讯上海在对口云南帮扶协作的过程中，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总体战略部署，分别制订了《上海－云南对口帮扶与经济社会协作“九五”计划纲要》与《上海－云南对口帮扶与全面合作“十五”计划纲要》。
《“九五”计划纲要》遵循“一年基本解决温饱，两年巩固三年发展”的基本思路，明确提出了对云南省的思茅、红河和文山三个地州进行重点帮扶，具体确定了“对口帮扶目标”、“经济协作目标”、“社会发展合作目标”三大目标。《“十五”计划纲要》则从《九五计划纲要》中“以对口帮扶为重点”，逐步转向对口帮扶与经济合作并重，并使对口帮扶和经济协作走向进一步的深化，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教育帮扶、科技帮扶、小额信贷、劳务进沪、重点项目、社会捐赠为重点的帮扶解困体系以及全面和纵深方向的经济合作战略。
落实帮扶项目
上海对口帮扶协作项目是一项系统工程，围绕对口帮扶、经济协作和社会合作三个方面展开，帮扶的重点是思茅、文山、红河三个地州。对口帮扶项目，走的是从州→县→村→户的路子，即先从区域发展的角度，采取区域扶贫的方式，在地州建立上海科技培训基地和科技中心，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能力，使贫困人口间接受益，再逐步缩小区域范围。以２２个贫困县开展温饱试点村工程建设，扩大县域覆盖面，增强县域经济的整体生长能力，直到进村入户，开展各种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最终让农户直接受益。
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以各子项目为载体。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到现在的７年时间里，上海方面主要实施了以下帮扶项目：
贫困救助与农民增收项目：贫困救助项目的展开以温饱试点村工程子项目为主要载体。温饱试点村是上海对口帮扶云南工作中的重点，温饱试点村１９９８年正式实施，温饱村解决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涉及道路、饮水工程（水窖）、沼气池（每户一个）、水利设施（沟渠）、地面卫星接受站、文化活动室、举办实用技术等。二是利用小额信贷的方式实现资金滚动发展，用于农户的种植业、养殖业。农民增收除了温饱村的小额信贷以外，还有“一县一业”、“一镇一品”和“一村一特”工程。
示范带动项目：示范带动项目主要是帮助云南省部分地州建立农业示范园区和良种基地。
人力资源开发项目：人力资源开发以劳务输出、科技培训、劳务输出项目为重点。科技培训采取在当地建立培训中心和云南受训人员到上海来培训两种方式相结合，同时有组织地输入云南劳动力。
经济协作项目：主要是上海企业在云南的并购活动，产业的转移，与云南旅游业的合作，以及科技、环保的合作与实施等，另外，商贸和服务业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加大。
社会发展项目：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具体的项目有白玉兰远程教育网和希望小学的建立。
以上分类的项目是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的子项目，这些子项目具有如下特点：
项目的综合性各项目实际上在微观操作上又分为很多具体的项目，涉及到很多方面。
项目的层次性各项目在区域范围的覆盖上有大有小，既兼顾到区域整体的经济增长能力，又顾及对贫困农民的直接救济和帮助。
项目的阶段性项目在首先考虑解决贫困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帮助当地农民巩固脱贫成果，增强个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项目的复杂性各子项目之间相互关联，内容有所交叉，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项目的参与性虽然各项目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同时不排斥市场的力量，并尽可能充分发挥被帮困人口的主动精神，让贫困人口有自主决策的能力。
政府为主多方参与
对口云南帮扶协作的资金主要来自上海市政府、区政府和社会捐赠，到２００３年年底，上海市累计给云南提供了约４.２亿元左右的资金，其中政府拨款占８８.１１％，社会捐赠占１１.８９％（含实物捐赠折款），政府拨款分别来自于上海市政府和各区县。１９９７年以来，上海市（不含各区县）对口云南帮扶资金的分配见下表：
上海对云南的帮扶协作，虽然说政府起着主导作用，但该项目对任何参与者都是开放的，并积极引导其它各种力量加入到对口帮扶协作中来。
１３个委办局主要在农业、科技、教育、卫生、环保等部门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合作，落实一些本部门有关项目的支援和建立，比如教育部门对口支援云南的高校、免费赠送图书，旅游和商贸部门开展旅游和经贸的经济合作等等。
企业则是在市场运作的基础上，与云南的企业开展合作，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建立各种联合企业等。
上海民间的各种力量也积极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支援活动，社会各界纷纷捐钱捐物。截至２００３年年底，社会捐资就达到４９７６.６５万元，其中捐赠的实物约合人民币３５９９５万元。另外，还有许多青年志愿者到云南从事志愿服务。１９９８年以来，有１４９名青年志愿者到云南，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教育作出很大贡献。
优化项目计划
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就围绕对口帮扶、经济协作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进行了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对口帮扶展开的，表现在温饱村建设的内容变化上，具体的调整情况如下：
一、１９９８年４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以温饱试点建设工程为突破口，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改善基础设施。
二、１９９９年４月，将“７＋８”模式引入到温饱试点村建设当中来，７万元作为人畜饮水、沼气、农田等基本设施的投入；另外每村从上海提供的小额信贷专项资金中安排８万元实施小额信贷项目，对农户的参与和自身发展问题更加关注。
三、１９９９年９月，引入“安居＋温饱＋社区发展”的理念，增加茅草房、危房改造和搬迁工程。即在总结前期温饱村建设的基础上，巩固脱贫成绩，并高度重视社区的发展问题，从个人能力的提高转向农户群体能力的共同提高。
四、２０００年４月，在原有的温饱村建设基础上，实行脱贫奔小康工程，注重种养殖业的发展和科技培训，开始有重点地培养大户、能人，并让取得长足发展的村落在更高的平台上提升，争取尽快进入小康水平。
“参与式”扶贫
引进“参与式”扶贫方式为了能更有效地开展脱贫帮扶工作，在对口云南帮扶协作的过程中，引进了国际上的参与式方式。这种参与式扶贫首先体现在温饱村的建设过程中，即上海方面提供配套资金，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由贫困人口参与。比如，茅草房的改造，建造房屋的部分材料，由被帮扶人口自己设法获得。有很多农户自发组织起来，团体协作，在不破坏生态条件的基础上，到附近山坡开采石块，充当建房材料。
参与式方式还体现在小额信贷方式的引进上。为了变“输血”为“造血”，增强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鼓励农户在扶贫帮困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上海方面专门拨出了一笔资金用于小额信贷的发展，让农户自己选择项目，自己寻找致富门路，自己寻找市场空间。
组织制度的创新东部沿海１３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的１０个贫困省区，上海作为其中之一，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上海不只是钱物输送的简单救济式扶贫，而是在组织制度上进行了创新，成立了专门的扶贫组织体系。
专门成立的对口帮扶协作组织体系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协作领导小组，该小组在两地成立办公室，专门负责日常工作。云南省的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云南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其对口帮扶工作由云南省扶贫办公室负责。上海方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在上海市政府协作办公室。第二和第三层面分别由上海１３个委办局，１２个区县和云南的对应部门以及文山、红河、思茅三地都成立了对口关系，并设立了负责日常工作的办公室。
专门成立的对口帮扶协作组织体系，是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的组织保障。这样的制度创新，可以保证上海市扶贫项目的顺利进行，加强与云南方面的联系和沟通。并且派出的联络员因为参与到云南省自身的经济建设、扶贫帮困当中去，从而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地贫困的实际情况，找准扶贫帮困的路子。
资金和项目的管理创新重视和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防止流失和浪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资金发生渗漏，有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则不仅会给对口帮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且会使政府对口帮扶的形象受到损坏。那么上海是如何保证资金渠道的流畅、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呢？
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资金的使用是以项目为载体的，只有经批复后允许立项的项目，才会有资金的到帐。一个项目的全部资金也并不是在项目开始时一次到位，而是分两次或三次到位。这样有利于项目如期、安全的进行，使项目达到计划要求的目的，保证项目资金高效利用，防止资金被盗用，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
另外，为了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派驻到云南的联络员必须会同当地的扶贫办一起进行项目的调查研究，预备项目，然后拟写一份详细的项目申请书，向上一个层次的帮扶协作领导机构提出申请。同意的项目，其实施过程由当地的扶贫部门进行监督，但上海派出的联络员会进行不定期检查，以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确保项目质量。
项目的评估与验收一般是放在每年的年终，由各州县扶贫办和上海联络员共同组成验收小组，根据签订的《项目实施协议》中的条款进行验收。
５个方面收效
根据占扶贫投资的７５％的土地与农户开发、基础教育、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劳务输出、小额信贷５个方面的经济回报率来进行评估，帮扶效果明显，令人满意。
土地与农户开发的经济效益
土地与农户开发主要包括三个子方面：养殖（包括猪、牛、羊和鸡鸭）；经济作物、林木（包括茶、咖啡、西瓜和中药材等）；谷物（包括玉米和水稻）。这一子项目的总体经济回报率约为４２％。
小额信贷的回报率
小额信贷主要发放给贫困农户发展小型生产经营项目。由于贫困农户极度缺乏发展生产的启动资金，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总体经济回报率不低于土地与农户开发子项目的回报率。可以确定小额信贷的总体经济回报率为４２％。
基础教育的初步回报率
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与文盲相比，人均收入要高２０％左右。基于这一关键参数，参考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间人均收入数据并以一些惯例和保守假设为前提，基础教育的报酬率约为１８％。鉴于教育的许多其他收益没有计算在内，有理由相信１８％只是其经济报酬的下限。
农村基础设施的回报率
农村基础设施被受益者评定为很受欢迎的项目。其中小型灌溉项目导致人均收入增长了１３５％，其报酬率为２０％左右。这一报酬率也可以视为农村基础设施整体报酬率的下限。例如，当要求项目受益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若干子项目的效益划分等级时，农民们总是将道路建设和电力供应排列在先。因此，道路建设和电力供应的报酬率要高于小型灌溉项目的效益。可以确定农村基础设施的总体回报率为２０％。
劳务输出的经济效益
劳务输出被大多数项目受益者评定为最受欢迎的方面。在很多情况下，贫困农民家庭能主要利用外出打工的收入在当年还清他们从项目的借款。国家统计局的贫困监测报告显示，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有利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在一系列保守的假设前提下，并利用典型的数据估算，劳务输出的经济报酬率为５０％以上。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报酬率，主要是由于贫困农民工外出工作的转移成本低，而收入相对高。
“递进式”显效应
温饱试点村工程的脱贫效应
温饱试点村工程是上海对口帮扶工作中的重点，通过把脱贫的措施、资金、项目直接落实到村、户，采用无偿与有偿相结合的方法，改善了贫困地区目标群体的生活水平。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上海共投资６６８６万元，项目覆盖８０２个贫困村，３７０７０户，１７２２４１贫困人口。
安居温饱试点村的社会福利效应
在温饱试点村的基础上，１９９９年起，引入“安居＋温饱＋社区发展”的模式，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上海投资２７００万元，建设５批安居温饱试点村，项目覆盖２２８个贫困村，共建造９０００多栋瓦房，直接使４４０００多贫困人口彻底告别祖祖辈辈居住茅草房的历史，改变了夏不能避雨冬不能御寒的居住条件，住上了宽敞、明亮、卫生的瓦房。
脱贫奔小康试点村的经济效益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按照示范试点超前的思路，上海在云南选择２３个基础条件较好的村，投资１１５０万元开展脱贫奔小康试点村建设。如，思茅地区行署江城县二官寨，经过几年的“安居温饱试点村”建设，２００２年人均收入达８００余元。但这些脱贫效果还十分脆弱。通过帮助引进优良西瓜品种、高产水稻，开展池塘养鱼、蔗地养鸡、养鸭，初步形成一批专业户、技术能手。又及时援建农贸市场，帮助当地开展商品交易。现在，这个农贸市场每个赶集日都有上万人次，其中老挝边民约有２０００多人次，交易额达３０多万元，成为思茅地区最大的中老边民交易市场。２００３年该乡人均收入已超过２０００元。
小额信贷的受益分析
１９９７年以来，上海无偿提供小额信贷资金５３４５．３万元，累计发放贷款１２６７９万元（２００１年），还贷率９０％以上，累计覆盖行政村８０１个，获贷５.３万户农户，受益群众接近２０万人。由于贫困地区多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发展缺少启动资金，而且贫困农户需要一次性投资，但一次性偿还有困难，可以多次小额偿还。小额信贷通过贫困农户把平时的小钱积攒起来变成大钱，从一个微小的项目开始（养牛或养猪），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脱贫。小额信贷最成功之处在于其极大的激发了贫困农户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主动参与到整个脱贫工作之中。通过小额信贷，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活跃了农村经济，促进了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调查表明，这种直接面向基层、面向农户的扶贫方式，对增加农户收入、加快脱贫步伐，能够产生最直接的效果，同时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社会效应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上海帮助云南三地州架设桥梁２座；修建沼气池３３１５９个；架设闭路电视１５７５公里，解决了１０５０个村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修建水窖１８８７３６个，解决２３万人和２０万牲畜的饮水问题。由于上海对口帮扶的贫困农村多属于山区，过去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缺少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贫困农民与外界联系甚少，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没有市场经济意识。由于观念的落后导致物质上的贫困。交通条件的改善，极大的方便了贫困农民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对当地商品流通起到促进作用。通过架设闭路电视，将电视引入贫困山区，一方面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使其了解外面的世界，激发其摆脱贫困的积极性。总之，基础设施的改善大大的改善了贫困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土地与农户开发的经济效益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上海投资１１０４７.１０万元，修建基本农田２１６３０５亩，种植各种经济林果６４８９１５亩，饲养肉猪１２８.７６万头。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培训农业技术员８００００人次，培训农民１２０万人次。
社会领域得益
基础教育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上海援助１３８２３５４万元资金建造了２４１所希望小学、４０４所村校、３所希望中学；接受财务资助的贫困学生达１４５００人次，上海教育部门在个旧、大理建立师资培训中心、建立“白玉兰远程教育网工程”，培训教师和中小学校长８万人次。
医疗卫生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上海共投资４５３４．２４万元用于三地州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其中援助７５０万元资金在三州地各建一所妇幼保健中心，援助１７７０万元资金在２２个贫困县建设５９０所白玉兰卫生室，购置和捐赠一批医疗器械和设备，改善卫生医疗条件，解决了１２８万贫困人口的就医难的问题。期间，上海为云南医疗系统培养专业技术人员２１８人，派出赴滇医疗队１０批，共５０余人次，引进新技术１００余项。２００２年９月滇沪合作远程医疗教育网开通，云南省利用该系统开展全科医生转型培训，目前已培训学员５１２人（培训期半年）。
在上海对口帮扶７年间，红河州、文山州、思茅地区妇幼工作的三项核心指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这说明三地州的医疗卫生工作在７年间取得明显进步，该地区的农民的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劳务输出１９９６年以来上海市８９家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共安置云南省劳务人员６５４４人次。输送到上海的劳务人员平均月收入达７００余元。劳务输出，不仅使劳工得到稳定的收入，还使劳工掌握了一定生产技能，为今后的持续脱贫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人员交流１９９８以来，上海市先后有５名干部到云南省级综合部门挂职，指导推动工作；３批３６名干部到三地州挂职，协助推进对口帮扶与协作；先后选派１４９名青年志愿者到三地州贫困地区开展智力扶贫。几年来，通过挂职干部和青年志愿者的努力工作，实实在在地推进一批帮扶工作的实施。
１９９７年以来，沪滇人事部门共同在上海举办干部培训班。云南省３０多个部门和１６个地州市的５４３名管理干部和厂长经理参加培训。通过培训，使受训干部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普遍得到了提高。
经济领域受惠１９９６年以来，共实施各类经济协作项目６００多项，双方实施项目到位资金近３０亿元。
工业领域１９９６年以来，双方实施了１００余项，工业合作项目，启动一批云南优势企业和上海支柱产业对接的合作项目。
科技领域两省市科委自１９９６年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实施科技扶贫项目１０项，双方共同投资１１２１.５万元，其中上海投资９４１.５万元，云南投资１８０万元；双方科技部门共同组织实施了２０余项科技合作项目，总投资８５８０万元。双方科技合作促进两地科技对经济的贡献。
环保领域环保对口合作小组１９９９年成立以来，开展了有效的工作。一是组织上海科研单位参与云南滇池污染综合治理工作，上海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中标参与滇池水污染控制技术研究项目；二是上海市环保局帮助云南开展省地县各级环境管理和科技干部的培训。目前已为云南举办四期培训班，帮助培训环保局长２３人，培训各级环保科技环境监测人员１３９人；三是开展环境污染治理研讨并实施一批合作项目。
旅游领域１９９６年以来，两地先后开通上海－昆明－西双版纳和上海－昆明－丽江航线，促进双方旅游业的发展。
上海市对口云南帮扶协作资金分配表（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扶贫资金 教育资金 卫生资金 增收资金 社会事业 其它
1997
370 530
100
1000
1998〖〗730〖〗530〖〗〖〗666〖〗532〖〗2564〖〗27144
1999〖〗2479〖〗〖〗〖〗５２４７〖〗９４６〖〗〖〗８６２７
2000〖〗1255〖〗113〖〗301〖〗320〖〗513〖〗〖〗2502
2001〖〗8876〖〗252〖〗318〖〗150〖〗1882〖〗12627〖〗192207
2002〖〗3093〖〗100〖〗254〖〗470〖〗780〖〗〖〗4697
2003〖〗17156〖〗100〖〗〖〗510〖〗150〖〗2422〖〗27178
合计〖〗101602〖〗1465〖〗873〖〗7983〖〗31092〖〗72487〖〗2422527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上海扶贫方式值得赞赏
近年来上海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上海长期结对扶贫工作也颇有特色。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海利用东西协作进行扶贫，做到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企业主体”扶贫重点锁定一些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一些贫困村，“整村推进”，这种计划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我特别赞赏上海把资金、项目和扶贫干部结合起来的三位一体的帮扶方式。”刘坚主任说，一些人抱怨说上海援建干部把资金管得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扶贫工作中，人们可能更多地注意增加多少钱，给多少物资。但要解决一个地区的贫困状况，改变观念、提高素质、重视人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给一点钱更加重要。我觉得上海采取把资金、项目与派出去的干部人才结合起来的办法，这条路子很好。
上海视窗
上海积极有效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
本刊讯５月２９日上午，市委召开常委会，陈良宇同志在会上强调，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结合当前形势，全面、准确、积极地理解和执行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方针政策，把加强宏观调控作为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的契机，坚决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要着眼长远、统筹规划，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处理好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发展支柱产业、完善城市功能和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关系，通过世博会的筹办努力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陈良宇说，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决策的大政方针，事关经济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中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有力的，宏观调控效应目前已逐步显现，经济生活中一些突出问题已有所缓解，使我们对加强宏观调控充满信心。同时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任务还很艰巨，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
陈良宇强调，上海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要化挑战为机遇，确保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要立足全国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特别要围绕中央确定的工作重点，把相关措施进一步具体化，确保落实到位。要继续坚决清理整顿土地市场，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加强在建项目清理；要落实措施确保电力供应和保障能力，加快电源和电网建设，实行与产业政策相协调的能源政策，促进产业调整；要继续抓好农业粮食生产，积极落实好夏粮收购工作，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要加快推进结构调整优化，促进国企改革与改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坚决淘汰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劣势产业，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沪上中小企业冲破资金约束 获担保贷款百亿元
截至今年４月，上海运用财政出资设立的贷款担保资金，为中小企业累计实施担保贷款项目５９５３个，担保贷款总额达１１４.６８亿元。
目前，上海中小企业４０余万户，占企业总量的９０％以上。多年来，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１９９９年５月，市财政局与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中投保上海分公司，至今整整５年。
目前上海已基本构筑起信用担保的三个网络：协作网络、资金网络、需求信息网络。
担保贷款使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冲破了资金约束，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遇。去年，全市被担保企业在担保期内的资产总额比上年增加７５亿元，增幅近三成；实现利润１５亿元。私营、民营等非公有制企业成为“担保大户”，占到担保贷款总量的八成之多。
各地之长
苏北输出苏南接纳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每年１０万人
最近，南京市团市委、淮安市团市委联合在江苏省洪泽县举办“南京－淮安农村青年转移就业供需见面会”。
南京市团市委联系了餐饮、家政、建筑、服装、商贸、机械、物流等行业的１１０多家企业和中介机构参会，共提供４０多个工种、１.２万多个岗位的用工信息。淮安市当天就有５７００多名青年与企业达成了用工意向。
这是团江苏省委实施“北输南收”工程，推动农村青年转移就业中的一个精彩镜头。
江苏苏北的徐州、宿迁、淮安、盐城、连云港等５个市，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苏南。该省７５０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中，青年占大多数，且集中在苏北。帮助农村青年增收成才，对于苏北的发展十分重要。
２００３年，在江苏省第十二次团代会上，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向新当选的团省委领导班子提出，共青团要把动员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当做一件大事来抓，每年至少要组织１０万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尽快帮助他们致富成才。经过几个月的调研，一项从苏北向苏南输送农村劳动力的“北输南收”工程，在江苏共青团系统启动。
据了解，“北输南收”工程的核心是苏北出劳力，苏南出岗位，团组织做劳务中介，促成农村青年劳动力有序地大规模流动，实现苏北农村青年致富、苏南企业发展的双赢格局。
首先确定了苏州对宿迁、南京对淮安等１０个市团组织间的对口支持协作关系，并签订责任书。苏南５市每年要组织青年劳务中介机构、用工单位、培训机构到苏北对口城市进行劳务洽谈、用工培训，帮助苏北青年到苏南就业，场次、转移就业人数都有明确规定。
吴兆军等２２位徐州青年是“北输南收”工程的首批受益者。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无锡市团市委组团到徐州开展劳务招聘会，他们被江苏中讯数码电子有限公司录用，月收入８００元。
苏南苏北青年劳务中介机构也实现了对接。苏南劳务中介负责提供用工信息、寻找就业岗位、安排岗前培训；苏北劳务中介负责招募农村青年，根据用工需求进行培训。
共青团灌南县委与南京“一家人”青年家政服务公司联合开办家政服务培训班，６０多名农村青年走向城市家政服务岗位。共青团盱眙县委的干部们从江苏省青年就业信息网上获悉，常熟、苏州等地需要缝纫工，他们立即组织３００多名农村女青年学习缝纫技术，先后有３批缝纫工被常熟等地用工单位录用。
盐城市有关部门算过一笔账：外出务工青年人均年收入最保守估计也有６０００元，１人外出，能带动当地１８个农民实现年增收目标。因此，他们将“北输南收”工程形象地称为“金桥工程”。２００３年，镇江市共输出农村劳动力１.７万余人，促进该市农民人均年增收４８元。
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３年，江苏省各级团组织共举办对口城市劳务供需见面会２００多场，输出农村青年１２万多人，其中４万多人被输送到苏南地区，青年农民整体增收４.２亿元。
合作动态
上海举办商铺展
第三届上海商业房产展示交易会于６月２日至５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行。
一批外地商业地产项目进入该次交易会，仅来自苏州的大型商业地产项目就有５个。无锡站前街是本次交易会上最大的参展项目之一，其开发面积达２８万平方米，１６００米的休闲步行街上包括休闲酒吧、文化餐饮、运动影视等招商项目。还有沪宁沿线的苏州、常州、南京等城市都带来了招商商铺项目。
有专家认为，近几年，由于快速交通干道网络逐渐覆盖长三角地区，一些周边城市和上海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原来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商业地产开发，也得到了同步发展。
屏南企业崛起沪上
福建屏南在沪企业近年来发展迅猛，登记的企业已达６００多家，从业人员近万人，年营业额逾１０亿元。
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称的吴学平，１９岁就闯上海，经营细木工板、三夹板。聪明好强的他在送货中发现木皮装饰行业前景看好，筹资６０万元成立屏建木业有限公司，成为屏南在沪首家生产国内外名贵木皮企业，产品３０％出口美国，国内畅销十几个省市。在他的带动下，屏南人先后又办起了９家木皮刨切厂，仅此一项年产值达３亿元以上。
１９９５年闯上海的黛溪镇玉洋村青年邱允滔，在灵石路开一家五金批发部。但他不满足于现状，与哥哥一道融资６００万元，成立上海津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率先生产环保型绿色健康饮用水管道。目前，该企业成为当地在沪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１０城市共“织”无纺布
在日前举行的首届沪苏浙地区非织造材料联动发展论坛上，上海和仪征、宁波、昆山、常熟、温州等１０座城市签订了合作协议，联手发展被称为“非织造材料”的无纺布。
据悉，在我国抗洪救灾和防止“非典”等工作中，非织造材料的土工布有效地保护了堤岸，非织造材料的手术衣、防护服、病员服“防非”成效显著。但我国非织造材料的人均占有量只是日本的六分之一、西欧的十分之一、北美的十一分之一。该产业在我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帕萨特将开进“天堂”
苏州市区新增出租车使用经营权招标结果日前公布，上海出租车行业两大巨头“大众交通”、“强生控股”分别获得了２００辆出租车５年的有偿使用权。
从６月１０日起，苏州的街头将出现挂有“大众”、“强生”顶灯的桑塔纳３０００型和帕萨特Ｂ５型中高档出租汽车，困扰了当地市民多年的“打的难”有望得到缓解。
据了解，苏州市此次出租车扩容，面向省内外企业公开招标，要求中标企业车型档次的选择必须高于苏州市区出租车市场现有的普桑主打车型水平。新增出租车有偿使用费为每辆６万元，一次性收取，使用年限为５年。
此番在苏州中标，意味着上海大众出租在异地开出了第１２家品牌连锁，也是强生出租首次品牌输出。“大众”、“强生”表示除了输出优质服务和经营管理以及将先进的调度系统、一卡通付费系统等引入苏州外，还将根据苏州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服务便民措施。据悉，两家
企业各自的１２０辆桑塔纳３０００和８０辆帕萨特Ｂ５出租车已落实。
企业风采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从“别克”到“凯迪拉克”
在日前刚刚结束的“２００３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活动中，上海通用汽车作为中国２０家当选企业中唯一的汽车公司再次榜上有名，并与海尔集团、招商银行成为仅有的连续三年入选“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前十位的三家企业。
市场份额：９.８％
上海通用汽车创造了超常规发展奇迹：２００３年别克系列产品销量达２０１１８８辆，同比增长高达８１.６％，远远高于乘用车６７.７％的平均增长速度；市场份额也由２００２年的８.９８％扩大到９.８％，稳居全国轿车年销售前三甲。
同时上海通用汽车营销网络也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全国签约销售服务中心达到２５２家，遍布除台湾、香港、澳门外的全国各省市。
提升竞争力
上海通用汽车致力于提高业务链各个环节的竞争力，整合国际、国内优势资源，在产品开发上坚持走本土化创新道路。继成功开发别克君威后，２００３年又推出别克凯越中级轿车，再次提升了上海通用汽车的自主研发水平。
零部件采购及供应链方面，上海通用汽车依据ＱＳＴＰ（质量、服务、技术、价格）的原则实施全球化采购，在实施本土化的同时积极推动国内零部件行业的全球化进程，目前已有１８０家国内零部件生产厂家经他们推荐进入通用汽车全球采购体系。上海通用汽车制造体系凸现柔性化，精益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金桥基地顺利实现三班三运转，在不增加任何投资的情况下，短期内产能迅速提高，由月产１２万辆提高到１８万辆，整车年产能力超过２０万辆。同时，上海通用汽车的整套运营体系在烟台生产基地——上海通用东岳汽车得以成功延伸，去年５月投产后已生产赛欧系列轿车３８００９辆。
服务方面，在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别克关怀”服务品牌、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上海通用汽车在全国维修服务中心推出“星月服务”，延长服务时间，方便用户。此外，上海通用汽车推动和帮助全国各地经销商开展“诚信二手车”业务，并与各大银行签定银企合作项目，促进了汽车消费信贷的开展。
本土化创新
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海通用汽车总经理陈虹表示：上海通用汽车坚持走“以世界级眼光整合国内国际优势资源，不断进行本土化创新”的发展道路，不断建设和完善企业整体运营体系。
“我们将进入一个多品牌、多产品的发展时期。”陈虹表示，“除进一步保持公司支柱品牌别克系列各产品的领先优势外，今年也开始生产和销售凯迪拉克。把产品线扩展至豪华车，这也是我们向成为国内全系列乘用车汽车企业目标迈进的最具实质性的一大步。” |
